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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表示，在中國，自廿世紀四十年代毛澤東發表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》後，作家、藝術家除了成為革命的螺絲釘外，還必須成為歌手、戰士，連沉默都不可以，因為沉默被視為消極對抗、心懷敵意。有人不堪體制束縛企圖（自我放逐），其結果是從地球長期消失或永久消失。前者如蕭軍，後者如王實味。漸漸地，那些很有頭腦和才氣的人，在國家意識形態的強硬統攝下，失去了個人表達的勇氣和社會洞察力。如果有人問：近現代中國最大的災難是什麼？章詒和說：「我會回答，是對每個人天性與自由的剝奪。」
丁榮生報導，【中國時報 2004.11.02】
在我父母的婚後，父親雙手贈她一個用白絹包裹的物件。打開一看，是鄧演達的那只金錶。此後，我母親奔波流離數十載，始終帶著這件遺物。它浸透著那個時代的風雨煙塵。1966年，紅衛兵連抄我家無數遍，這只手錶被抄沒。最珍貴的東西，以最粗暴的方式毀滅——中國的人與物之命運，常如是。
章詒和，〈越是崎嶇越坦平——回憶我的父親章伯鈞〉，收於台版《往事並不如煙》。
抄出下面這篇〈越是崎嶇越坦平〉，是因為覺得訪問章的那位大陸記者很厲害，能注意到很小的細節，如果不是她的發問，也引不出這又一段故事。
看到本書最後一章，提到章伯鈞和羅隆基的辯論，羅跟大多數人一樣，認為美蘇冷戰、對立是國際政治的最大問題。而章卻認為中東問題是地球上最複雜的問題、很難辦，在四、五十年前就有這樣的遠見，實屬難得。
在這兩人身上看見典型留歐與留美的學者之差異，羅想事情不如章深思熟慮，但也有他可愛的地方。對於知識份子而言，最怕的是沒有思想上的激盪，這兩個人也算得上絕配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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