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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一一事件後,伊斯蘭文學一時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。伊朗女作家阿颯兒.納菲西的新書《在德黑蘭讀羅莉塔》在伊斯蘭文化基礎上,嘗試與西方文學經典對話,並深刻反省女性地位的今昔之變。本書寫作技法如同《一千零一夜》,一個故事套著另一個故事,融合了回憶錄、自傳、小說與文學批評的形式……

《在德黑蘭讀羅莉塔》小檔案

阿颯兒.納菲西著,朱孟勳譯。台北:時報文化,二○○四年十一月。

現年五十四歲的納菲西(Azar Nafisi),生於伊朗首都德黑蘭,父親曾是德黑蘭史上最年輕的市長,母親是伊朗議會第一位女性議員。她十三歲即離開伊朗赴美留學,一九七九年伊朗伊斯蘭革命成功,於是她回到伊朗的德黑蘭大學教授西方文學。但由於她對女權的關注,在婦女是否應該戴面紗的議題上,與當局發生嚴重的意見歧異。她在課堂上教授《包法利夫人》、《大亨小傳》等文學作品則遭到非議,理由是「題材涉及通姦等不道德行為」,最終被校方辭退。納菲西於一九九七年七月回到美國,如今於約翰.霍普金斯大學的「高等國際研究學院」(SAIS)任教,並擔任「對談計畫」主持人,提倡美國與伊朗之間的交流與合作。目前她正著手創作下一本小說,是有關三個女人與「失落」的故事。

在納菲西筆下,伊朗女學生們聰慧、勤於思索,勇於發表意見,不為社會習俗、規範所侷限。一九九五年,她離開德黑蘭大學,每個星期四早晨在自己家裡舉辦秘密讀書會,閱讀被查禁的小說,七名女學生來到她的住所,褪去面紗與黑袍,展現出各自獨特的面貌。她們讀了納伯科夫、費茲傑羅、詹姆斯、奧斯汀等人的作品,回憶與故事交織在小說與文學批評的形式裡。對於小說的詮釋,成為她們看待自己生命的方法,文學作品幫助她們超越現實生活,而她們又依據自己的生活經歷去理解小說人物。納菲西認為《羅莉塔》是她讀過的小說中最符合伊朗現況的隱喻:伊朗女性在九歲即可出嫁,如同納伯科夫筆下的羅莉塔,無異被剝奪了人生的可能性、永遠無法發現羅莉塔的真正樣貌。納菲西在倫敦《泰晤士報》的訪談中說:「暴君主要的罪惡是強加他的夢想、意志於他人身上。這是杭伯特所做最糟的事,他奪走了羅莉塔的可能性。」文學作品對讀者造成的影響、作品與讀者間的生命互動,都在本書中得到明確的見證。

‧日前伊朗憲法監護委員會做出決議,認為憲法規定伊朗總統必須從「政治或宗教之『賢人』(rejal)」中選出,而 "rejal" 一詞在語言學中屬陽性,僅指男性,因此伊朗婦女將無緣參選明年的總統選舉。另外,據路透社報導,伊朗當局宣布維持禁止伊朗婦女到現場觀看足球賽的禁令,理由是為了保護她們免受狂熱球迷的騷擾。自一九七九年伊斯蘭革命以來,該國婦女便與多項大眾體育無緣。

‧本書於去年三月出版後,即登上《紐約時報》暢銷書排行榜,今年一月平裝版問世,很快地便登上排行榜第一名,至今已在榜上蟬聯四十三週,排名仍在非小說類前五名內。據統計平裝本已售出五十萬冊以上,精裝本也超過十萬,並且已有廿二個國家購買此書版權。


書摘

在某一方面,伊朗真實的過去在竊據者的眼中彷彿不存在,就像羅莉塔真實的身份在杭伯特看來已幻化於無形。羅莉塔的身世、慾望和生命以相同的方式消失,在杭伯特渴望將一個十二歲的野丫頭變成情婦的妄想面前,必須黯然失色。

一想到羅莉塔,我就想到那隻被釘在牆上、半死不活的蝴蝶。蝴蝶並非顯著的象徵,但它的確暗示杭伯特以同樣的方式困住羅莉塔;他要她這活生生的人變得固定不動,要她捨自己生命就他給的靜止生命。

從革命一開始,當局就曾多次試圖強制婦女戴面紗未果,失敗的原因是,伊朗婦女為主的民眾鍥而不捨地強烈反抗。在許多層面上,面紗對於當局具有象徵性的意義,若能重新讓婦女戴上,將代表革命中伊斯蘭宗教層次的全面勝利,而這在革命初年並非十拿九穩的結果。禮薩國王於一九三六年卸除婦女的面紗,此舉在爭議聲中不但代表朝現代化邁進一步,更強烈意味著宗教勢力的被削減。

那天我離開教室時,並沒告訴他們我當時的感觸:我們的命運和《蓋茨比》愈來愈像。他想藉由歷史重演實現夢想,到頭來卻發現過去已逝,現在是虛假的空殼子,而未來沒有前途可言。這豈不和我們的革命相似?我們的革命以人民共同歷史的名義出師,又以夢想為藉口毀了我們的人生。

(未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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