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表示,在中國,自廿世紀四十年代毛澤東發表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》後,作家、藝術家除了成為革命的螺絲釘外,還必須成為歌手、戰士,連沉默都不可以,因為沉默被視為消極對抗、心懷敵意。有人不堪體制束縛企圖(自我放逐),其結果是從地球長期消失或永久消失。前者如蕭軍,後者如王實味。漸漸地,那些很有頭腦和才氣的人,在國家意識形態的強硬統攝下,失去了個人表達的勇氣和社會洞察力。如果有人問:近現代中國最大的災難是什麼?章詒和說:「我會回答,是對每個人天性與自由的剝奪。」

丁榮生報導,【中國時報 2004.11.02】
在我父母的婚後,父親雙手贈她一個用白絹包裹的物件。打開一看,是鄧演達的那只金錶。此後,我母親奔波流離數十載,始終帶著這件遺物。它浸透著那個時代的風雨煙塵。1966年,紅衛兵連抄我家無數遍,這只手錶被抄沒。最珍貴的東西,以最粗暴的方式毀滅——中國的人與物之命運,常如是。

章詒和,〈越是崎嶇越坦平——回憶我的父親章伯鈞〉,收於台版《往事並不如煙》。

抄出下面這篇〈越是崎嶇越坦平〉,是因為覺得訪問章的那位大陸記者很厲害,能注意到很小的細節,如果不是她的發問,也引不出這又一段故事。

看到本書最後一章,提到章伯鈞和羅隆基的辯論,羅跟大多數人一樣,認為美蘇冷戰、對立是國際政治的最大問題。而章卻認為中東問題是地球上最複雜的問題、很難辦,在四、五十年前就有這樣的遠見,實屬難得。

在這兩人身上看見典型留歐與留美的學者之差異,羅想事情不如章深思熟慮,但也有他可愛的地方。對於知識份子而言,最怕的是沒有思想上的激盪,這兩個人也算得上絕配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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