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幾天去長春戲院看晚場電影,也許是時間較晚,或者因為有些人已經在台北電影節看過這部片(中文片名:小小攝影師的異想世界),所以入場時只有零零落落的三、四位觀眾,2005 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的背書,並沒有吸引較多一般大眾。這當然與行銷有關,也大致能看出台灣市場的走向。

導演 Zana Briski 原是位攝影記者,她去印度原本是為了拍攝加爾各達紅燈區的妓女生活情形,但到了當地卻發現拍攝妓女是件不可能的任務,因為性交易是非法的,每個人對鏡頭避之唯恐不及。於是她轉而將注意力集中到在妓院出生的孩子們,帶了十台傻瓜相機給他們,每週教導他們攝影課程,並邀請紀錄片導演 Ross Kauffman 從紐約到印度協助拍攝影片。這群兒童眼中所看見的紅燈區,就赤裸裸地呈現在世人面前。這些孩子的攝影作品,由於真實,所以也特別撼動人心,展現極高的藝術天分;其中有人物速寫,也有對於紅燈區陋巷、骯髒環境的描繪。孩子拍攝的照片中,融合他們對被拍攝的人物或景物的瞭解,含有他們的思考,而不只是隨意定格的畫面。例如,其中一名孩子 Gour 說,他們所處的地方是印度最下賤、最髒亂的地方,他想表現人們如何生存在這個環境,以及讓他人瞭解這裡的人的行為。而另一名被公認最有天分的孩子 Avijit,則說他想拍死去的、離開的、失蹤的人,這樣他下半輩子就有東西可以看了。

kids camera紀錄片拍攝後期,Avijit 的母親不幸被嫖客燒死在廚房裡,他意志頹唐了好一陣子,連攝影師 Zana 為孩子們申請寄宿學校,他都興趣缺缺。後來阿姆斯特丹舉辦攝影展,邀請全世界九名兒童前往參展,Avijit 即為其中一位;由於印度禁止犯罪者、妓女、吸毒者的子女申請護照,所以光是讓他出國就煞費周章,最後總算如願以償,並且成為最後留在寄宿學校的三個孩童之一。

兩位導演與一群孩童兩年的相處,培養出一份真誠的情感,冒著破壞紀錄片倫理規範的危險,他們仍然積極涉入,為這群兒童四處奔走,爭取寄宿學校收留他們,否則他們唯一的下場就是待在妓院接客。其中一名孩子的曾祖母、外婆、母親都是妓女,在妓院有較高的地位,能給予她較好的物質條件,但即使如此,未來仍然擺脫不了接客的命運。最後,導演為這些孩子都找到了學校,可是有些孩子由於適應不良,或者母親反對,最後留在原寄宿學校的竟只有兩名孩童,另外還有一個女孩就讀女子學校。

之前說過,貧窮與缺乏教育互為惡性循環,有時即使機會就在眼前,人們也傾向於不敢相信夢想與希望。即使校方向母親們說讓孩子讀書,將來就可能成為工程師、醫生、律師,但是這對他們實在太遙遠了,他們不敢相信能夠成為事實,何況還有現實迫切的經濟問題必須解決。可是,一旦因循過去的生活方式,就沒有從那環境脫身而出的一天。

世界各地的每個孩子,笑容都一樣純真,但命運卻如此不同。如果因為沒有政治人物或名人背書推薦,而錯過這部電影,我必須說:那真是太可惜了。


觀賞本片預告
「持攝影機的小孩」基金會(Zana Briski 創辦,有這些孩子的攝影作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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